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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中行:红楼点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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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中行:红楼点滴

  一

  民国年间,北京大学有三个院:一院是文学院,即有名的红楼,在紫禁城神武门(北门)以东汉花园(沙滩的东部)。二院是理学院,在景山之东马神庙(后改名景山东街)路北,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,京师大学堂所在地。三院是法学院(后期移一院),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。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,四层的砖木结构,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。民国初年建造时候,是想用作宿舍的,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。文科,而且是教室,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。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,其余如刘师培、陈独秀、辜鸿铭、胡适等,就几乎数不清了。人多,活动多,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。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,要分类。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。

 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,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mdash;mdash;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。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,或者说无孔不入,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。课堂,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,规矩都是严格的。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,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,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。这说得鲜明一些是: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,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。

 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。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。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,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,却是名声在外。这是一方面。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,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,还有些人,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,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,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。这也是一个方面。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:来者不拒,去者不追。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,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。同坐一堂,摩肩碰肘,却很少交谈,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。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,都自以为有一套,因而目中无人。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,因为都漠不相关,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,就不会有人看,更不会有人盘查,常有这样的情况,一个学期,上课常常在一起,比如说十几个人,其中哪些是选课的,哪些是旁听的,不知道;哪些是本校的,哪些不是,也不知道。这模模胡胡,有时必须水落石出,就会近于笑谈。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,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,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。还有一次,听说是法文课,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,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。教师当然很恼火,问管注册的,原来是只一个人选。后来退了,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,所以便宜了旁听的。

 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。据我所知,上课时间不上课,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,像是很少。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。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,如党义;有的课,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,可以不重复;有的课,内容不深,自己所知已经不步;等等。这类不上课的人,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,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。因为这样,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,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;在教授一面,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,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,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。不常上课,有旷课的处罚问题,学校规定,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,不考不能得学分,学分不够不能毕业。怎么办?办法是求管点名(进课堂看坐位号,空位画一次缺课)的盛先生擦去几次。学生不上课,钻图书馆,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,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。

 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,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,比如,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,加在前门的门槛上,就是一种。这评论的意思是,进门很难;但只要能进去,混混就可以毕业,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。其实,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,是进门以后,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,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,这就是学术空气。说是空气,无声无臭,却很厉害。比如说,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,学生,即使很有钱,也不敢西服革履,因为一对照,更惭愧。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。

  时间不很长,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。又不久,国土被侵占,学校迁往西南,同清华、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。一晃过了十年光景,学校返回旧居,一切支离破碎。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,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?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,老友曹君来串门,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,每次放映幻灯片,很有意思,他听了几次。下次是最后一次,讲杂建筑,应该去听听。到时候,我们去了。讲的是花园、桥、塔等等,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,小巧曲折,很美。两小时,讲完了,梁先生说:课讲完了,为了应酬公事,还得考一考吧?诸位说说怎么考好?听课的有近二十人,没有一个答话。梁先生又说:反正是应酬公事,怎么样都可以,说说吧。还是没有人答话。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,于是说: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,请选课的举手。没有一个人举手。梁先生笑了,说: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,谢谢诸位捧场。说着,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。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,而散。我走出来,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。心里觉得安慰。

  二

 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。还有严正的一面,也应该谈谈。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,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,引古希腊亚里十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,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,他说: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。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,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。这类故事很不少,说几件还记得的。

 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。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,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。听老字号的人说,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,自然要朝夕相见,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,互称某先生,同时伴以一鞠躬;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,总要攻击对方荒谬,毫不留情。崔有着作,《史记探原》和《春秋复始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,刘着作更多,早逝之后刊为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,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,当仁不让的。

  三十年代初,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;同是考,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。胡适写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,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,自然也是上卷。顺便说个笑话,胡还写过《白话文学史》,也是只有上卷,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。言归正传,钱宾四(穆)其时已经写完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,并准备印《老子辨》。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《老子》。这个问题很复杂,提要言之,书的《老子》,人的老子,究竟是什么时代的?胡从旧,二老就年高了,高到春秋晚年,略早于孔子;钱破旧,二老成为年轻人,晚到战国,略早于韩非。胡书早出,自然按兵不动,于是钱起兵而攻之,胡不举白旗,钱很气愤,一次相遇于教授会(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体息室),钱说:胡先生,《老子》年代晚,证据确凿,你不要再坚持了。胡答:钱先生,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;如果能使我心服,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。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。

 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。也是反胡,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,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。那是林公铎(损),人有些才气,读书不少,长于记诵,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。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,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不像林琴南,公开写信反对;但又不能唾面自干,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。一次,忘记是讲什么课了,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,红着面孔走上讲台。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,因为读不懂古文,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。列举标点的荒唐,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(案即专名号),这成什么话!接着说,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,里面写到他,旁边有个杠子,把他气坏了;往下看,有胡适自己的名字,旁边也有个杠子,他的气才消了些。讲台下大笑。他像是满足了,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。

  教师之间如此。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,举两件为例。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,蔡邕所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,其中有枯桑知天风,海水知天寒两句,俞说:知就是不知。一个同学站起来说:俞先生,你这样讲有根据吗?俞说:古书这种反训不少。接着拿起粉笔,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。提问的同学说:对。坐下。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,提到某一种小说,他说: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。一个同学张君,后来成为史学家的,站起来说,有人说过,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。胡很惊讶,也很高兴,以后上课,逢人便说:北大真不愧为大。

 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,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。如有那么一次,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,胡适发言比较长,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,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:胡先生,你不要讲了,你说的都是外行话。胡说: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。不过,叫我讲完了可以吗?在场的人都说,当然要讲完。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,坚持己见,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。根究起来,韩君的主张是外道,所以被否决。

  这种坚持已见的风气,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。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,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。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;偏偏是互不相让,争论起来无尽无休。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,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,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。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。教授阅卷,自然认为错误,于是评为不及格。照规定,不及格,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,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,上写:注意,六十七分及格。因为照规定,补考分数要打九折,记入学分册,评六十七分,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,勉强及格。且说这次补考,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,教授出题,仍是原样。那位同学也不让步,答卷也仍是原样。评分,写六十,打折扣,自然不及格。还要补考,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,评分又是六十。但这一次算及了格,问为什么。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,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,所以不打折扣。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,于是以失败告终。

  三

  点滴一谈散漫,二谈严正;还可以再加一种,谈容忍。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学的,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。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;有,口才差,讲不好也不成;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,因为学生不只听,还要看。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,既有不买票的自由,又有喊倒好的权利。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,真是面目一新,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,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。自然,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,不过只要买了票,进场入座,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,学生都不会喊倒好,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,你干你的,各不相扰。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。

  一件,是英文组,我常去旁听。一个外国胖太太,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,课讲得不坏,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。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,这一段空闲,她坐下,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、粉和胭脂,对着镜子细细涂抹。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,因为是老师,而且在课堂。我第一次看见,简直有点愕然;及至看看别人,都若无其事,也就恢复平静了。

  另一件,是顾颉刚先生,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,在北京大学兼课,讲《禹贡》之类。顾先生专攻历史,学问渊博,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;善于写文章,下笔万言,凡是翻过《古史辨》的人都知道。可是天道吝啬,与其角者缺其齿,口才偏偏很差。讲课,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,吃吃一会,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。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,可是无论如何,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。我有时想,要是在中学,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?而在红楼,大家就处之泰然。

  又一件,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(森)先生。我知道他,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者。这是有关《红楼梦》本事的。很多人都知道,研究《红楼梦》,早期有索隐派,如王梦阮,说《红楼梦》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,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董小宛。这样一比附,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,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,真是说来活灵活现,像煞有介事。孟先生不声不响,写了《董小宛考》,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,比顺治大十四岁,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,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。结果判决:不可能。我是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。及至上课,才知道,从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,又不厉害。身材不高,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,面部沉闷,毫无表情。专说他的讲课,也是出奇的沉闷。有讲义,学生人手一编。上课钟响后,他走上讲台,手里拿着一本讲义,拇指插在讲义中间。从来不向讲台下看,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。应该从哪里念起,是早已准备好,有拇指作记号的,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。我曾检验过,耳听目视,果然一字不差。下课钟响了,把讲义合上,拇指仍然插在中间,转身走出,还是不向讲台下看。下一课仍旧如此,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。

  又一件,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(明)先生。他知识丰富,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,而且,据说见闻广,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。可是有些事却胡里胡涂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,他向来不清楚,或者听而不闻,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。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,讲授时间的长短,他也不清楚,学生有时问到,他照倒答:不知道。

  又一件,是林公铎(损,原写攻渎)先生。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,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,常常借酒力说怪话。据说他长于记诵,许多古籍能背;诗写得很好,可惜没见过。至于学识究竟如何,我所知甚少,不敢妄言。只知道他着过一种书,名《政理古微》,薄薄一本,我见过,印象不深,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,恐怕不很高明,因为很少人提到。但他自视很高,喜欢立异,有时异到等于胡说。譬如有一次,有人问他: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?他答:唐诗。又问:准备讲哪些人?他答:陶渊明。他上课,常常是发牢骚,说题外话。譬如讲诗,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;就是几首,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,以表示与众不同。同学田君告诉我,他听林公铎讲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,结尾云,卫八处士不够朋友,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,杜公当然不满,所以诗中说,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,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,我走我的路。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讲得太怪,所以到胡适兼任系主任,动手整顿的时候,林公铎解聘了。他不服,写了责问的公开信,其中用了杨修鸡肋的典故,说教授鸡肋。我当时觉得,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,因为鸡肋的一面是弃之可惜,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。

 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。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,原名夏,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,想扔掉本姓,署名疑古玄同。早年在日本,也是章太炎的弟子。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,来往很密,并劝鲁迅先生改钞古碑为写点文章,就是《呐喊middot;自序》称为金心异的(案此名本为林琴南所惠赐)。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。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谐讽刺,或说嬉笑怒骂,他是师范大学教授,在北京大学兼课,讲中国音韵沿革。钱先生有口才,头脑清晰,讲书条理清楚,滔滔不绝。我听了他一年课,照规定要考两次。上一学期终了考,他来了,发下考卷考题以后,打开书包,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已的什么。考题四道,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,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,反正没人看。我照样做了,到下课,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,并立刻空着手出来。后来知道,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,学饺为此刻一个木戳,上写及梧二字,收到考卷,盖上木戳,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,而已。这个办法,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,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,考卷不看,交与学校。学校退回,钱先生仍是不看,也退回。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,说如不判考卷,将扣发薪金云云。钱先生作复,并附钞票一包,云:薪金全数奉还,判卷恕不能从命。这次争执如何了结,因为没有听到下回分解,不敢妄说。总之可证,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,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容易的。

  四

  点滴一、二、三说的都是红楼之内。这回要说之外,即红楼后面的一片空旷地,当时用作操场,后来称为民主广场的。场地很大,却几乎毫无设置,记得除了冬季在北部,上搭席棚、下开球场之外,长年都是空空的。学校有篮球场和网球场,在北河沿第三院,打球要到那里去。红楼后面的广场,惟一的用处是上军事训练课。

  同党义一样,军事训练是必修课,由入学起,上一年还是两年,记不清了,总之是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毕业。说来奇怪,这也是名实相反的好例证,凡是必修的,在学生心目中都是不必修的。必修之下有普修,如大一国文、大一外语等,都是一年级时候学一年。对于普修课,学生的看法大致是,学学也好,不学也没什么了不得,因为都是入门的,或说下里巴人的。再下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选修课,是爬往专的路上的阶梯,因而最为学生所看重,其实也最为教师和学校甚至社会所看重。

  同是必修课,不受重视的原因不尽同。例如党义,除了学生视为浅易之外,主要原因是宣扬书同文,车同轨,与北京大学的容许甚至鼓励乱说乱道的精神格格不入。且说这位教党义的先生,记得姓王,看似无能,却十分聪明。他对付学生的办法完全是黄老之术,所谓无为而治。上课,据说经常只有一个人,是同事关系(?),不好不捧场。到考试,学生蜂拥而至,坐满课堂,评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。军事训练不受学生重视,原因之一是学生来此的本意是学文,不是学武;之二是,在北京大学,外貌自由散漫已经成为风气,而军事训练却要求严格奋发。

  教军事训练课必须解决这个矛盾,却不能用黄老之术,因为一个人上操场,不能列队;又这是在红楼之外,十目所视,十手所指。担任这门课的是白雄远,在学校的职位是课业处军事训练组主任,也许军阶是校级吧,我们称之为教官。他很有办法,竟把上面说的这种矛盾解决得水乳交融。他身材相当魁梧,腰杆挺直,两眼明朗有神,穿上军服,腰系皮带,足登皮靴,用文言滥调,真可说是精神奕奕了。他对付学生的办法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交术。他记性好,二三百受训的学生,他几乎都认识。对待学生,他是两仪合为太极。一仪是在课外,遇见学生称某先生,表示非常尊重,如果点头之外还继以谈话,就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,前途无量,他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。另一仪是在课内,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,立正,看齐,报数,像是一丝不苟。这两仪合为太极,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。有一次,也许有少数学生表现得不够理想吧。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说:诸位是研究学问的,军训当然没意思。可是国家设这门课,让我来教。我不能不教,诸位不能不上。我们心里都明白,用不着较真儿。譬如说,旁边有人看着,我喊立正,诸位打起精神,站正了,排齐了,我喊报数,诸位大声报,一,二,三,四,人家看着很好,我也光彩,不就得了吗。如果没有人看着,诸位只要能来,怎么样都可以,反正能应酬过去就成了。

  他这个两仪合为太极的办法很有成效,据我记得,我们那一班(班排之班),大概十个人吧,上课总是都到。其中有后来成为名人的何其芳,我的印象,是全班中最为吊儿郎当的,身子站不稳,枪拿不正。可是白救官身先士卒,向来没申斥过哪一个人。课程平平静静地进行,中间还打过一次靶,到北郊,实弹射击。机关枪五发,步枪五发,自然打中的不多,可是都算及了格。

  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,说必须整顿,加强。于是来个新教官,据说是上校级,南京派来的。上课,态度大变,是要严格要求,绝对服从。开门第一炮,果然对待士卒的样子,指使,摆布,申斥。这是变太极为敲扑,结果自然是群情愤激。开始是敢怒而不敢言。不久就布阵反击,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。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,那位先生不学无术,虚张声势,这样一戳就泄了气。橡胶是无声抵抗,譬如喊立正,就是立不正;但又立着,你不能奈我何。据说,这位先生气得没办法,曾找学校支援,学校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,当然不管。于是,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吧,这位先生黔驴技穷,辞职回南了。他失败,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,先问其俗的古训,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。

  白雄远教官,人也许没有什么可传的;如果说还有可传,那就是他能够顺从红楼精神。因为有这个优点,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后,他官复原职,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。我的记忆,同学对他一直很好,觉得他可亲近。也许就是因此,有一次,学校举行某范围的智力测验,其中一题是拥重兵而非军阀者是什么人,有个同学就借他的大名之助,不但得了高分,还获得全校传为美谈的荣誉。

  五

  点滴四已经走了题,扯到红楼的外面。俗话说,一不做,二不休,既然已经跑出来,索性再谈些不都发生在红楼之内的事。这想谈的是有关入学的种种,北京大学有自己的一套办法,现在看来也许很简陋,但有特点,或者可以聊备掌故吧。

  先说第一次的入学,由投考报名起,是有松有紧。所谓紧是指报名资格,一定要是中等学校毕业,有证书作证明。所谓松是只填考某院(文、理、法)而不填考某系,更不细到系之下还要定专业。这松之后自然会随来一种自由:可以选某一院的任何系,如考取文学院,既可以选读历史,也可以选读日语。自由与计画是不容易协调的,于是各系的学生数就难免出现偏多偏少的现象。例如一九三六年暑期毕业的一期,史学系多到三十六个人,其中有后来成为史学家的张政烺;生物学系少到三个人,其中有后来成为美籍华人的生物学家牛满江。多,开班,少,也开班,这用的是姜太公的办法,愿者上钩。

  再说命题,用的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。譬如说,考国文是明天早八点,今天中午由校、系首脑密商,决定请某某两三位教授命题。接着立刻派汽车依次去接。形式近于逮捕,到门,进去,见到某教授,说明来意,受请者必须拿起衣物,不与任何人交谈,立刻上车。到红楼以后,形式近于监禁,要一直走入地下层的某一室,在室内商酌出题。楼外一周有校誓包围,任何人不准接近楼窗。这样,工作,饮食,大小便,休息,睡眠,都在地下,入夜某时以前,题要交卷。印讲义的工厂原就在地下,工人也是不许走出地下层,接到题稿,排版,出题人校对无误,印成若干份,加封待用。到早晨,八时略前,题纸由地下层取出,送到试场分发;出题人解禁,派汽车送回家。这个办法像是很有优点,因为没有听说过有漏题的事。

  看考卷判分,密封,看字不知人,对错有标准,自然用不着什么新奇花样。只是有一种不好办,就是国文卷的作文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且不说准确,连公平也不容易做到。赵憩之(荫棠)先生有一次告诉我,三十年代某一年招考,看国文考卷有他,阅卷将开始,胡适提议,大家的评分标准要协调一下。办法是随便拿出一份考卷,每人把其中的作文看一遍,然后把评分写在纸条上,最后把所有纸条的评分平均一下,算作标准。试一份,评分相差很多,高的七八十,少的四五十,平均,得六十多,即以此为标准,分头阅卷。其实,我想,就是这样协调一下也还是难于公平准确,惯于宽的下不了许多,惯于严的上不了许多,考卷鹿死谁手,只好碰运气。

  几门考卷评分都完,以后就又铁面无私了:几个数相加,取其和。然后是由多到少排个队,比如由四百分起,到二百分止。本年取多少人是定好了的,比如二百八十人,那就从排头往下数,数到二百八十,算录取,二百八十一以下不要。排队,录取,写榜,多在第二院(理学院)西路大学办公处那个圆顶大屋里进行,因为木已成舟,也就不再保密,是有人唱名有人写。消息灵通、性急并愿意早报喜信的人可以在屋外听,如果恰巧听到心上人的名字,就可以在出榜的前一天告诉那个及第的人。榜总是贴在第二院的大门外,因为哪一天贴不定,所以没有万头攒动的情况。

  与现在分别通知的办法相比,贴榜的老办法有缺点,是投考的人必须走到榜前才能知道是否录取。我就是没有及时走到榜前吃了不少苦头的。考北京大学的人一般是住在沙滩一带的公寓里,我刚为有个亲戚在朝阳学院上学,由他代找住处,住在靠近东直门的海运仓,离沙滩有六七里路。考北京大学完毕,自然不知道能不能录取,于是继续温课,准备再考师范大学。也巧,这一年夏天特别热,晚上在灯下解方程式,蚊子咬,汗流浃背。就这样,有一天,公寓的伙计送来个明信片,说放在窗台上几天了(),没人拿,问问是不是我的。接过一看,是同学赵君看榜后写的祝贺语,再看日期,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了。

  录取以后,第一次入学,办手续,交学费十元,不能通融。推想这是因为还在大门以外。手续办完,走入大门,情况就不同了,从第二学期起,可以请求缓交。照规定,要上书校长,说明理由,请求批准。情况是照例批准,所以资格老些的学生,总是请求而不写理由,于是所上之书就成为非常简练的三行:第一行是校长,第二行是请求缓交学费,最重要的是第三行,必须写清楚,是某系某年级某某某,因为管注册的人只看这一行,不清楚就不能注册入学。

  北京大学还有一种规定,不知道成文不成文,是某系修完,可以转入同院的另一系,再学四年,不必经过入学考试。有个同学王君就是这样学了八年。为什么要这样呢?我没有问他。也许由于舍不得红楼的环境和空气?说心里话,舍不得的自然不只他一个,不过自食其力的社会空气力量很大,绝大多数人也就只好卷起铺盖,走上另一条路了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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