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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老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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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为文学愤青的年代,有一个人,不能不提,他就是我的老师,偶然。

老师的名字,我是不能叫的。老师和我父亲,年龄相差无几,是同乡人,又同在县里工作。而且,老师是我祖母娘家不太远的表兄弟,是我父亲的长辈,轮到我,该叫老师为爷爷了。只是,老师和我父亲,年少时,可能不熟,没有什么走动。后来,也是在不同的时间段来到县里工作,又是不同的部门,平常也就没有什么联系。所以,是那种,只知其人,却不知其情的故乡人。然而,既是同乡,又是亲戚,有一份割不断的缘有形无形的交织着,总是要联络的,也会渐渐熟悉起来。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真正认识的,见面时,互相怎么称呼,我不知道,也一直也没问过他们俩。

我是个文学青年,在文学的道路上才起步时,是属于瞎折腾的。无师,无道,无经验,凭着对文学的热爱,凭着读过几位名家的作品。散文、小说、诗歌什么都敢写,想到哪里,就写到哪里,写不成头绪,写不上道。写不下去了,就放那搁着,什么时候想好了,想顺畅了,接着再写。反正,无目标,无节奏,无任务,一切皆属硬性。

我认识老师,不如说是先知道老师。我父亲他们这一拨,同在县里工作的同乡人,除了我父亲和我老师外,还有几个人。

初时,我父亲的职位最高,是区委书记。同乡人经常来我家串门、聊天,我老师一次也没来过。他们聊工作,聊家庭,也聊家乡的人。在他们的闲聊中,就经常提到我老师。

他们聊天是在客厅里,我住的小屋,就在客厅的旁边。他们说什么,只要我想听,就能听得一清二楚,明明白白。

通过他们的聊天,渐渐地知道了我老师。老师年幼时,读过私熟,他父亲也是个有学问的人,家学渊源。后来,读没读过大学,我不知道。他工作后,一直在文化、宣传部门,做过县剧团的编剧、团长,还做过县委党史办公室的主任,是全国较早的县级诗词组织“雪花吟诗社”的创办人之一。能演戏、能编剧、能导演,散文、小说、诗词、曲赋无一不精。是同乡中,最有学问,最具才华的人。但是,他为人厚道,不善钻研,更不会见风使舵,官一直做不上去,科级维持了很多年。

我真正认识老师,是在我的文学创作极其不顺的时候,主动去拜访老师的。

有一天,我向父亲打听老师家的地址。父亲先是一愣,不知我想干什么!但他立马就明白了,很爽快的就告诉了我,还说了一句话:“嗯,找他,找对人了。”

见到老师的那一刻,给我的感觉是:吃惊!因为,老师的形象,就跟我梦中见到的不相上下。个头不高,却很魁梧,像个将军。方方正正的脸堂,虽不是很白,却清清爽爽,几乎没有皱纹。头发向后脑背去,额头宽阔、敞亮,是那种天庭饱满,温文尔雅的大儒之态。他走路的样子也很特别,总是迈着非常沉稳,不急不慢的四方步子,似乎天塌下来了,也不会乱了方寸。从身材和面相看,似乎有些不协调。可是,他确确实实就是我的老师,就是那位被人称为满腹经纶的偶然先生。

忽然,我有些胆怯,这样的人一定很严肃,不好相处,讨教问题恐怕很难。

“你喜爱文学?”我到老师家,刚坐下,还没敢打量老师的家。老师本人也和我一样,才坐定,没有那既定的程序,我还没说话,老师到先开口了。

我有些突兀,可脑子里立马开始思考老师的话。好在,老师问的,就是我沉迷其中的事,反倒轻松了。我答道:“是的。”

老师又说:“写些什么呢?”

老师的眼睛看着我,那不是老师对学生,而是长辈对晚辈。没有威严,只有关怀。

我本来还在想着,见面时该叫他什么?是叫他职务呢,还是叫他爷爷!没想到,这样子的一问一答,到把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身份、礼节给忘了,免了。

我赶紧说:“写散文,也写小说。”

“哦!”老师似乎有些惊奇,说:“才开始还是写散文好,不拘泥于故事。可以炼字、炼句,锻炼语言的组织能力,逐渐熟悉了,再写小说会好些。”

他说话的语速很慢,身板稳稳的,几乎没有任何动作,却说得殷殷切切,语重心长。

接着老师的话,我说:“最近,我写得有点困难,经常是写了一半了,感觉没多大意思,不想往下写了。”

“这是常事。”老师立马回答,并说:“很多时候,一篇文章写到一多半了,却发现写出来的,不是自己原来想的。这说明,你原来构想的,和笔下写出来的不在一个点上,一些问题还没考虑到。或者,是在写作的过程中,自然地找到了更好的渠道,层次上升了。这样的情况,不是坏事,问题是看你怎么把后半部分写好,再怎么去调整前半部分。只要主题明确,有思考的空间,就是好文章。”

老师一口气说完,看着我,又说:“你说,是不是这样?”

被老师这么一问,我突然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回答了。此刻,我只有胡乱地点点头。稍停了一会,我才说:“写不下去了,就想放弃,却又舍不得。”

老师笑了,感觉不是那么严肃。说:“写作是个辛苦的事,要有耐心,要坚持,要不怕失败。当然,坚持,不是硬写,更不是瞎写。题材有了,灵感来了,再困难都要写下去。每篇文章,只要动笔写了,就必须写完,不能搞半拉子工程,更不能半途而废。写完了,可以放一放,暂时不去碰它,过几天,或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,看一看,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。修改既要认真,也要放开,不要受原来思路的限制,怎么好,怎么改。改过以后,再放一放,过几天,再看看,再修改,很多好文章都是修改出来的。总之,要坚持,不能急,要认真写,更要认真地修改。”

老师又是一口气说了一大段,这是我从来都没听到过的理论,真的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。

接着,老师又问我的工作辛苦不辛苦,问我读些什么书,等等,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。我起身要告辞,老师也没有留,却随手从桌子上拿了本书给我,是《雪花吟》诗集。老师说:“这是我近期编的,你可以看看,这里面也有你要学习的东西哩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古典诗词。后来,我写近体诗词,实际上,是从这本书开始的。

这时,我才看了一眼老师的家。这是单位分配的房子,在二楼,一间客厅,两间卧室,另有厨房、卫生间,恐怕不足一百平方米。装修很简单,白粉墙,水泥地,木制门窗,是当时一般人家共同的基调。特殊的是,客厅的桌子上方墙上,挂着一幅字,是毛主席的手书体《长征》。另外,桌子上,椅子上都是书。室内除了家庭生活必备的物件以外,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。给我的感觉,不像是书香之家,却又有着一种文化人特有的品味。

我出门了,老师送我到门外的楼梯口。我停下脚步,想着用什么方式跟老师告别。我若叫“表爷爷”,觉着太别扭。若叫主任,又觉着太生疏。

“老师!”终于,在徘徊中,不知不觉地冒出这两个字。虽然有点唐突,却又觉得这是最崇高的称呼。

老师听到我这么叫他,笑了,笑得非常和蔼,非常开心。

“嗯,叫老师好,好,以后就叫老师。回去跟你父亲说,我就是你的老师!”

我和老师的第一次见面,就这样结束了。

后来,我又去找过老师,即便再忙,都会抽时间跟我聊。我每次去,都带上才写出来的稿子,给老师过目,请老师指点。老师从不让我空手而回,每篇稿子,都认真地看,都在稿子的末尾处做出批语。错误和不妥之处,也用红笔勾出来,画上标记。我感觉,又回到了当年的读书时代,心里无形的有了一种依靠和动力。

再后来,由于我工作的变动,精力不在文学上。但是,每次见到老师,老师都要问问我的情况。都会说一句:“要坚持,不要放弃,别管别人怎么看,也别管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人认可,坚持下去就是成绩,就是最好的作品。”

岁月荏苒,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。我也从工人起步,经历过干部、老板,现在成了蜗居者。文学也与我若即若离,顶风冒雨讨生计时,文学离我很远。置身于平淡无聊时,文学又时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。

如今,我离开了奋斗的舞台,心中无所寄托了,文学又悄然回到了我的心上。好像只有文字才能摆脱那难言的寂寞,才能重拾曾经的梦想,才能抒发那不羁的情怀。

然而,正当我在为生活而奔波,为前程而蹉跎的时候,老师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我知道噩耗时,几乎不敢相信。

虽说,我有一段时日未与老师联系,也未见过老师,但老师的身体一向不错呀。他和我父亲一样,都是执着于自己事业的人,打球、打牌、麻将这些娱乐活动从来不沾。早晨、晚上的一些健身运动也很少做。三两个朋友一聚就是几瓶酒、几包烟的事,根本与他们无关。生活,就如同他的性格、为人一样,有规律,有原则,更有自己不变的节奏。为什么说没了,就没了呢!

几十年来,小县城里,除了我父亲以外,没有人知道老师和我的师生关系。于老师来说,这么点大的事,不足挂齿,没必要跟别人说。于我,则是难以启齿。老师给我的教导和点拨很多,可我都未能将其变为现实。甚至,在人生走向困惑的时候,只一门心事的求功名,争利益,却把这神圣的事业给耽误了。我有脸跟人说,我的老师是谁吗!我不怕自己脸上无光,却不能让老师脸上蒙羞呀!

我知道,老师并没有要求我成名成家。但是,老师希望我成功,希望我能写出有分量、有特色的作品。

现在,我再也不能聆听老师的教诲了。但是,老师的儒雅依在,老师给我的依靠依在。我要再一次的愤青,再来个浑浑噩噩,不知天高地厚。写散文,写小说,写诗词,即使达不到老师要求的水平。但是,我可以告诉老师,我在努力。只要一息尚存,就按老师说的:坚持,努力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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